在迷霧時光裡的聚集與離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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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劉錡豫

《神明離去之後：臺灣神社的收藏物語》，2024年衛城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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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坐落於劍潭山的圓山大飯店，過去是一座日本神社，名為臺灣神社，祭祀在臺灣過世，死後神格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。

　　距今一百多年以前，那時還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，日本政府在劍潭山上挖鑿山壁、鋪設橋樑，依循日本社格最高的伊勢神宮的建築樣式，建造國家神道在臺灣的「總鎮座」。自1901年正式「鎮座」，日治末期曾改名為臺灣神宮，二次大戰結束被廢止，在劍潭山共佇立了四十多年，既象徵著日本殖民統治的最高權威，也是日本移民延續故鄉神道信仰的寄託。

　　神社內既供奉能久親王的神體，也蒐集各式各樣的珍寶，象徵臺灣神社在臺灣至高無上的地位。它們被收納在神社的深處，一般民眾無法親眼目睹，被預設成只有神明（以及偶爾造訪的日本皇族）才能觀看。種類包含書畫、器物、刀劍等，其中既有出自日本名家之手的訂製品，也有沒沒無聞的遊歷書畫家製作，以表自己虔誠信仰的作品。

　　到了戰後政權轉換之際，信仰潰散、神明離去，臺灣神社先後被挪為民眾教育館與圓山大飯店，導致神社的收藏四散，有的被送回日本，有的交由如今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保存，更多迄今仍下落不明。這些由信仰神道的日本藝術家所創作的「物」，脫離我們過去對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史的認知，彷彿日本國家神道在臺灣的遺跡與墓碑，象徵著一段已逝又全然陌生的歷史。

　　2016年，我藉著碩士班課堂機會參觀臺博館的庫藏，訝異一座以自然、科學為主題的博物館，竟有這麼多身分未詳的藝術品。隨著我深入研究，才發現這些藝術品原本屬於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收藏。臺博館是如何得到這批物品，為何我們過去對這批收藏全然不了解？

　　當年臺灣神社從日本戰敗，到被日本政府正式廢除，由行政長官公署進行遺產接收前，存在政權動盪、局勢未明的時刻，許多有價值的物品可能已被劫掠。隨後，名為「神社」的相關遺產，被納入新的行政長官公署所建立的文物秩序之中，重新編排、歸檔。過程中有許多臺籍的菁英份子參與，例如在二二八事件受難的臺灣前輩畫家陳澄波（1895-1947），曾負責此類「學產」接收的工作；這些以往較不被留意的事情，詳細的過程在書中都有進一步的說明與解釋。

　　最後，當具有神性、崇高而隱蔽的神社之物，被人們從原本的空間所剝離，喪失神性，進入冰冷而滿布灰塵的博物館庫房，就此被社會遺忘，我們該如何重新發掘、面對這段歷史？甚至詮釋其意義？

　　走在通往圓山大飯店大門的道路上，這裡如今被稱作中山北路四段一巷，但在百年前，曾是臺灣神社的「表參道」。這個名字代表日本神社的主要參拜道路，今天位於東京明治神宮前的高檔精品街名字，便出自於此。

　　臺灣神社的表參道上曾排滿石燈籠，乘載每位奉納者的心願，如今大多消失不見，已知有一盞被搬去基隆河對岸圓山的兒童新樂園入口。該石燈籠上刻有一排姓名，從「組長 船越倉吉」等字樣，可以確認這是1925年10月28日，臺北消防組組長船越倉吉（1866-1930）為首的消防組成員，於臺灣神社例祭期間奉納的石燈籠。[註1]

　　這座石燈籠不像其他被保存在博物館庫房裡的奉納品，在保留部分歷史痕跡的情況下，被挪離它原本所在的參道，在新造的仿閩南式建築遊樂園裡，賦予新的意涵，與臺灣社會產生新的連結。追溯原因，與石燈籠在中國的園林文化、佛寺建築中屬於常見的裝飾物有關。饒富趣味的是，大概是無意為之，就在奉納石燈籠後的數年，船越倉吉去世，他的銅像一度被設立在附近。

　　讓我們沿著參道往上走，在圓山大飯店入口處牌樓的附近，佇立著一座刻有「劍潭勝跡」的石碑，出自草書家于右任（1879-1964）之手。過去的研究告訴我們，這座石碑是戰後將兩座臺灣神社的紀念碑重新拼裝，再由于右任題字的產物。經過漫長的歲月，原本作為日本帝國軍事實力、鑄造技術體現的巨碑，伴隨劍潭山的龍脈秘聞，如今被當成猶如「石敢當」的靈物。它被拼裝後的存在時間，遠長於日治時期，當我們回頭發掘其原初的歷史脈絡與製造過程，也需要直面其生命史的全貌。日治時期的神社在戰後都已廢除，遺物仍會與臺灣社會不斷相遇，誕生新的故事。

　　不過，對一般社會大眾來說，神社是日本文化的象徵，包含我在內，許多人並不知道臺灣曾經存在過許多神社。也許有人曾經從家中祖父母，聽到他們在日治時期參拜神社的事情，但我的祖父是隨國民政府軍隊避難來臺的河南人。在傳統父系家庭三代同堂結構下成長的我，自幼所接觸的，是父輩親戚間共享的祖籍（河南）認同，臺灣的神社於我而言，一度是無比陌生又疏遠的概念。

　　似乎就是這種雙邊疏遠的位置，反而使我對臺灣神社產生興趣，而神社內一度聚集的物，歷經離散、流轉，最後留存在臺博館的庫房內，則成為我展開碩士論文研究的契機。它們於如今的臺灣社會而言是無比陌生的存在，少數被公開陳列、展示的石燈籠、石碑，很長一段時間被遺忘其原本的功能。透過藝術史的研究發掘背後的故事，詮釋其意涵，對我而言是重新認識臺灣這座島嶼的過程。

　　完成碩士論文以後，我成立「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」Facebook粉絲專頁，投入臺灣美術史的推廣書寫。網路媒體促使我更容易直面讀者（相比於撰寫碩士論文），拓展書寫的範圍。期間我有幸承接臺北市立美術館「掘光而行：洪瑞麟」的合作案，包含撰寫關於礦工畫家洪瑞麟（1912-1996）的文章，以及後續的講座、導覽活動。為此，我回到我母親老家所在的瑞芳，我的外公曾是懷山煤礦的礦工，這是一座由水彩畫家倪蔣懷（1894-1943）管理，洪瑞麟、張萬傳（1909-2003）、蔣瑞坑（1922-2007）等畫家在此工作過的礦坑。

　　在追索外公與洪瑞麟埋藏在荒山的生命歷史的過程中，我也重新與臺灣神社主題相遇。在懷山煤礦的遺址，留有一座1943年建造的忠魂碑，這是紀念能久親王征臺時，於瑞芳死去的士兵所建造的石碑。接著往瑞芳火車站的方向走，距離後站沒多遠的瑞芳高工建造在小山坡上，這裡原本是瑞芳神社，可以從高處俯瞰瑞芳街區的風景。如今山腳下的龍巖宮還留存瑞芳神社的狛犬。嘴巴一「阿」一「吽」張閉著的狛犬，從天照大神與能久親王，改成守衛清水祖師的居所，百年如一日。

　　在熟悉的瑞芳重新發現能久親王與神社相關遺物，猶如當年在臺博館庫房內打開塵封已久的紙箱，再度發現臺灣神社舊藏藝術品的心情。日本神明來了又走，失去神性的物件被遺忘在臺灣，於各種機緣巧合下，有的成為戰後臺灣文化風景的一部分，有的則被大眾遺忘在某個角落，等待我們發掘。

　　於是，在開始撰寫這本《神明離去之後：臺灣神社的收藏物語》時，我驚覺不能只以臺灣神社從建立到廢除的過程為界。因為這不僅是一本介紹臺灣神社歷史、建築的書，而是要講述臺灣神社過去收藏的「物」，如何橫跨久遠時光，聚集、離散生命史的書籍。唯有這樣，才能完整說明臺灣神社與臺灣社會過去、現在與未來交織的關係，而這也是本書最重要的書寫關懷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作為本書標題的「神明離去之後」同樣重要，究竟臺灣神社在終戰之後如何被解體、改建，作為敗戰神明象徵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靈代（神體）如何經由神道儀式完成送神，被帶回日本？如此問題，已經超越臺灣的島嶼疆界，涉及原屬大日本帝國境內其他「海外神社」的處置過程，以及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的議題，也是龐大的國際情勢變化中的一環，我嘗試並盡力在書中解答。懷抱著高興又緊張的心情，希望透過我有限的研究成果，提供社會大眾思考與如何臺灣多元歷史文化共處、相互觀照的選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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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

[1]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，《臺灣神社誌》第八版（臺北：同編者，1934），頁127。